毛泽东: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1.毛泽东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4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1955年２月２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1958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３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１１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Ｖ”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毛泽东：“祝针灸万岁！”
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５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1955年４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1年７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７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62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
2、吴仪
吴仪称退休后将学习研究中医药学2008年01月25日星期五 10:39中新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记者曾利明) “我分管中医药工作的五年里，接触了老中医药专家和普通的中医药工作者，看到了中医药在农村、社区发挥的突出作用，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中医药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认同，更体会到了中医药的博大与精深。我今年将退休，在此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国中医药工作者道个别，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双手抱拳，深深施礼，引来一阵长久的热烈掌声。这是今天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开幕式最为感人的一幕。
二00三年，吴仪出任副总理并兼卫生部长后便对中医药事业情有独钟。她三次主动破例出席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亲自部署中医药事业发展战略，组织成立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并担任组长。凡是能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活动，她都身体力行，鼎力相助：仅在去年下半年，她就多次为中医奔波：七月，带病在骄阳酷暑下为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启动仪式授旗；八月出席全军中医药技术大比武总决赛；九月参加世界药学大会，十一月赴广州，再次为“中医中药中国行”广东站活动揭幕、为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大会助阵......
这五年，中医药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医药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国中医医院已超过三千所，床位超过三十三万，综合医院大都设有立了中医药科室，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百分之九十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提供中医药服务。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不断增强，重大疑难疾病和新发传染病防治作用得到发挥。已建成全国重点中医专科专病六百一十五个。中药产业不断壮大，全国中药企业已有一千五百家，中成药已超过九千余个品种，四十多种剂型，产业经济规模已突破了千亿元人民币，中药产品年出口总额已超过十亿美元；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层次提升，范围扩大，已有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中医医疗机构。在国外的中医医疗机构达八万多家，针灸师二十多万人，每年有三成的当地人和七成以上的华人接受中医药服务。
或许这些成果更加深了吴仪对中医药的感情。她说，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医药在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这一宝贵财富，一定要倍加珍惜，努力将其发扬光大”。
她表示，退休后她要继续学习、研究中医药学。目前她已经开始阅读《黄帝内经》，“虽然古文难懂，但我是先看图，后辩字”，并对一些中草药的药性、功效有了了解，也知道了汤头、配伍等，更感受到中医的玄妙精深。
她建议，继续推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加强古典医籍文献、历代医家医案、传统制药技术经验等系统研究，总结中医药学发展历史上重大学术创新的规律；以重大、疑难、传染性疾病以及中医药具有优势的病种为突破口，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临床诊疗技术的研究和药物研制，提高临床疗效，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
同时，大力推进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加强中医药文物、古迹的保护利用，做好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建立和完善中医药科普宣传的长效机制，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药，感受中医药，使用中医药，推动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
吴仪同志由副总理之职兼任卫生部长,正是非典横行之时,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她对中医专家说: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成效明显,那么,纯中药能治愈非典吗? 结果,某医院收治住院的20多例非典患者全部用纯中药的方式治愈,无一例留有后遗症。
吴仪同志依然健在,那些攻击中医的所谓当代名人不妨找她核实一下.吴仪同志喜爱中医是偶然的吗? 不是!
3、钱学森
钱学森生前一直关心中医药的研究和发展，特别关心中医现代化的战略发展。原国家科委医药卫生处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中药质量司司长丛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他在国家科委工作期间，曾有机会得到钱老的指导和教诲。1986年11月，丛众有幸与钱老在一起就“中医药发展和研究”问题，长谈了2个多小时，亲耳聆听钱老“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战略”讲解，让我们和丛众一起重温这段精彩的对话。
中医要比想象的复杂
丛众：钱老，中医药应如何发展和研究，我们该怎样看待中医现代化？
钱学森：中医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说，原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很不够；实际上，它远比我开始时认识的要复杂得多。
从目前情况看，不是国家没有力量来支持，而是我们没有抓住要害，没有能够把力量往一处使。要承认问题很复杂，很难，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尚未被认识的问题，没有不可认识的问题，人总是可以认识客观世界的，不管这个客观世界多么复杂。怎么办？我们要研究的首先是战略问题，所谓战略问题，就是思想认识问题，这样才能得出中医现代化的方向。
让中医和现代科技结合
丛众：那么如何制订中医药发展战略呢？
钱学森：大家都说用多学科来发展中医，也就是让中医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发展中医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来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辩式的论述解脱出来。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什么叫唯象理论，就是完全从现象来总结、概括，得出系统的理论。
现在的中医理论里已经有了大量的总结，但没有用现代科学语言。中医理论的阐述是思辩性的自然哲学，那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真正变成现代化语言表达的实践经验的概括，这样的结果就是唯象的中医学。我觉得要做到这一步，那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中医的教学问题。
丛众：那么我们当务之急是做什么呢，怎样把握大的方向？
钱学森：我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人天观，即人跟宇宙联系起来的一个超巨系统的观点、理论，把中医累积的经验以现代语言整理成唯象的理论，这是第一步。
与此同时，还要总结出唯象的气功理论。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讲过。我认为气功也是一样，要首先把我们几千年的实践经验总结概括为唯象气功学。这恐怕比达到唯象中医学还要难。唯象中医学和唯象气功学，这两方面都是我们必须做的，是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这是当务之急。这一步的工作量当然不小，但我觉得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科学的、比较有把握的。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中医现代化是21世纪的一次科学革命
丛众：中医药发展与现代科技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钱学森：更深一步的工作是把中医纳入到科学技术的体系里，创立新的关于人的科学，我称其为人体科学。这样的学科一旦创立起来，必然会提高、改造现在已经有的科学技术体系，不仅是现象的概括，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能讲出其所以然。这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不止于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未来化！这是一个伟大任务，是改造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创立新的科学技术体系，所以是一次科学革命。
但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说现在就要做这一步，还不具备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为这伟大的一步做准备，我们要实事求是，做点准备工作。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现在大家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有用的。
在做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整个工作。要注意现在已有苗头的一些很重要的哲学观点，这就是系统论、人天观。系统论、人天观，实际是人与宇宙形成一个超巨系统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一些最核心的观点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等的一个新的补充。
丛众：钱老，您刚才讲到要做准备工作，那么具体怎样做这些准备工作，从哪些工作开始呢？
钱学森：要做这些准备工作，也有几件事现在就可以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用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医的“证”是什么，即辨证施治的这个“证”是什么。“证”指的就是功能状态，我同意这个观点。因为“证”这个问题在中医理论里是个核心问题，所以从这里下工夫比较实际。
我说中医的“证”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是完全科学的，是人体功能态。当然人体为什么能进入到这么一个功能态，当然有细菌、感染等，但是中医的“证”的观点是整体性的观点，完全站得住脚。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时，总结中医的临床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证”的妙处就在中医的临床工作里。
在我们讲系统、讲整体上，这些微观生物分子还是基础，所以不能完全不考虑，但我们最后的理论，我们说的将来的科学革命，要从微观一直到整体，把它连起来。
最后的目标是实现科学革命，即改造现代科学。但做到这一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准备工作，第一步工作就是前一节中讲的唯象理论的建立。还有这一节中讲的其他准备工作，要有很多同志从各个方面注意、总结、研究、提高上述的这些工作，而这些工作又有一个目标，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搞第二步。这就是中医现代化的战略。
中医发展要注意系统和协调
丛众：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才能使中医药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呢？
钱学森：我们国内现在做科学技术工作有一个毛病，就是分散，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如果要这么做的话，那需要做很大量的科学技术组织工作。从前我们称原Z弹、氢弹、D弹、卫星为国防尖端技术，加上“尖端”两字，好像比“高技术”还高点，是大规模的超级的高技术。我看也可以把这个词用在我们这项工作上，就是说我们要搞的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的未来化，也就是21世纪我们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一定要大力协同，严密组织。像从前我们搞国防尖端技术一样，有一个抓总的总体指挥部门，而做每一方面工作的人，一定要大力协同，不能分散地搞。
但一定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互相协同。要像过去搞国防尖端技术那样，上面最高司令员是周总理，日常司令员是聂荣臻，我们下面都是执行者，不听号令那可不行。
丛众：那么中医现代化该怎样系统而协调地推进，采取什么措施呢？
钱学森：我们现在讲的中医现代化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任务，而且看起来要到21世纪才能看出个头绪来，组织、协调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有一个中医现代化的学术中心，作为我们的指挥部、总体部，是指挥全局的。这个总体部下面还可以有分别的专业组，如经络专业，建立唯象中医学专业、建立唯象气功学专业等。每一个专业组把自己的工作协调起来，大家大力协同，然后中医现代化中心又把整个工作协调起来。我想只有这么办才行。所以中医现代化的战略除了要统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外，还得研究怎么组织这项工作的方案。
钱学森论中医
1、中医的理论完全是宏观的，整体的理论，它没有分析，没有深入到人体的结构，各部位，细胞和细胞以下，所以它的优点是整体观，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因为它仅仅有整体，就整体论整体。
2、用人体科学这个观点，来吸取所有西医的这些成果，不是从前的所谓中西医结合，用西医来化中医，我认为那是错误的，而是反过来，用中医来化西医，把西医的结果全部拿过来，吸取到人体科学里来。
3、整理并用现代语言阐述中医理论是一件工作量极大的研究工作。
4、人体是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5、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医学的前途在于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
6、西医源起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也就是为了深入研究事物，把事物分析为其组成部分，一个一个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在于此。然而这一缺点早在一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到大约二十年前终于被广大科技界所认识到，要恢复“系统观”，有人称为“系统时代”。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7、中医理论是思辨式的论述，或说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哲学”，不是自然科学。
8、不能死抱着几本中医经典不放，闭关自守。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把中外医学的好东西结合起来，用系统科学来促使中医现代化，即医学现代化。
9、中医理论是前科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医还不能用物理学、化学等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东西来阐明，中医自成体系，是前科学，不是现代科学体系中的现代科学。
10、回顾建国初年，国家当时就已明确了中医的重要性，而且又提出了中医要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怎么现代化的问题，后来好像变成了所谓的中西医结合，那就是说，把中医看做是不科学的，要用西医科学使中医现代化。但是，这样一种方法能否取得成功，现在看来是值得考虑的。在几年前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邝安坤教授，他是中西医结合的著名专家，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很融洽，我当时就向他讲，中西医结合，用西医把中医科学化恐怕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医的指导思想与西医差别太大，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来看问题。邝教授听我谈完后说，他搞中西医结合已三十年，也感到有点走不下去了，所以他听到我提出另外一个方向，感到很高兴，这大概是四、五年前的事。也就是说，他搞了三十年的中西医结合式的中医现代化，到头来感到很苦恼，这就说明问题不那么简单。
11、大家都说中医后继乏人，大有要消亡的危险，这又说明问题很不简单。12、我们说的将来的科学革命，要从微观一直到整体，把它连起来。
13、一种人认为是中医自成体系，它是独立的，完全是科学的。这些人说中医的理论是宝贝，我也承认是宝贝，但是他们还加了一条，即这个宝贝是动不得的。也就是这些人反对中医现代化。
14、还有一种人，我们把他们叫做场论者，反正中医说不清楚，就制造一个场，什么人体场、气场等。这些人制造这个场有什么根据？可能是凭想象，认为应该有这么个场。……希望他们将观点转过来，不要用“场”的未知去解释人体的未知。
15、就是说我们要搞的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的未来化，也就是二十一世纪我们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
16、我一直宣传中国的传统医学，几千年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经验确实是我们的珍宝，但过去乃至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与现代科学对不上号。实际上，恰恰是我们祖国医学所总结出来的东西跟今天最先进的科学能够对上号。……如果把西方的科学同中医所总结的理论以及临床实践结合起来，那将是不得了的。（摘录自《论人体科学》1988年，人民军医出版社）
（钱学森是少数特别重视哲学的科学家之一,自贝塔朗菲创立系统论之后，系统论日益受到哲学和科学界的重视。就系统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而言，钱学森的贡献更大一些，也更突出一些。
系统论就是把看上去互不相关的见解联系起来，把零散的成果组织到一起，勾画出一幅广阔的严密的系统科学的图景，使组织管理这门学科产生了一次飞跃。
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很多人看来牵强附会，其实，那是因为他根本没读懂它的真正内涵。如果用现代语言翻译转换一下：阴阳学说讲的是茅盾论、茅盾的对立统一；五行相生相克，指的是心肝脾肺肾五脏系统之间，在功能上存在着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关系；“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肾主骨、齿为骨之余....”中医所说的肾，指的是一个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器官！---五行学说所讲的理念其实类似于系统论与人体生物链的概念。
中医的语言虽然古老，却常常吻合于当今最前沿的科学理念，这可能正是钱老欣赏中医的原因之一。）
那些打着科学旗号反中医的人，你比钱学森还懂科学？！
⊙版权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下面是你最爱的微信榜单, 家庭伦理道德思想, 中医知识, 国学传统文化, 并提供最新的免费公益传统文化培训, 开启幸福圆满人生...
快去关注吧，还等什么呢？！
wangfengyi88
▲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
弘扬家庭伦理道德思想, 家庭教育, 免费公益培训信息
yidaoyiruchan
▲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
学习中医, 道学, 儒学, 易学, 佛学
daodeism
▲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
圣贤治世精要, 国学传统文化, 免费传统文化公益培训信息, 历史